育有學前子女的家長們面臨對著不同的壓力,例如親子關係、經濟壓力、子女成長發展及夫婦關係等,這些壓力容易造成個人負面情緒,導致家庭衝突,最終影響子女的情緒及成長發展。
2022年2月協康會幼兒駐校社工服務團隊與香港浸會大學黃富強講座教授共同合作,建立一套實證為本及以認為行為治療作核心的輔導工具,協助學前兒童家長掌握情緒控制的方法,以減低照顧子女的壓力及負面情緒,從而減低子女出現負面情緒的機會及提升親子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這輔導手冊具有明顯的成效,能有效地幫助家長們處理壓力,並在面對各種挑戰時保持積極和正面的態度。當家長負面情緒減少時,子女的情緒和行為困難也相應減低。
計劃獲陳蕉琴博士慈善基金支持及贊助,由協康會及香港浸會大學共同合作,製作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主軸的「學前兒童家長壓力輔導手冊」,以個別及小組方式支援家長,並由協康會幼兒駐校社工服務團隊提供介入服務。
目前,本港關於兒童壓力指數的調查,大多集中於學齡階段的兒童,較少為育有學前兒童家長進行的壓力指數調查,亦缺少針對學前家長壓力的實證為本輔導工具。為掌握學前兒童及其家長的壓力狀況,以建立一套實證為本的輔導工具,協康會及香港浸會大學在2022年進行「Project PSI學前單位家長壓力介入策略成效研究」。
養育幼兒,家長難免感到壓力,然而長期及嚴重的親職壓力,可能會損害家長及其子女的情緒及心理健康。研究發現,親職壓力和家長帶著焦慮的養育方式,增加了日常壓力事件對兒童焦慮的影響 (Platt et al., 2016)。學童的內化和外化行為和情緒困難,可導致更高的親職壓力,反過來,親職壓力也可導致學童未來的內化和外化行為和情緒困難(Lim & Shim, 2021; Stone et al., 2016) 。
計劃中的先導調查「香港兒童及家長親職壓力及抗逆力調查」中,數據顯示受訪的502名幼稚園至小學家長中,超過50%的家長出現抑鬱症狀,41%的家庭功能不健康;其中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的家長壓力更大,抗逆力較低,抑鬱症狀也較高。
育有SEN學童的家長之中,他們的家庭支援、社會支援和個人抗逆力資源均顯注地比其他學童的家長更低;SEN學童的家長也具有較高的抑鬱症狀和較低的家庭功能。至於學童的性別和子女數目、或SEN診斷類型,均未有影響家長的壓力和抗逆力水平。這些數據反映,家長在壓力管理和建立抗逆力方面有高度需求,尤其是那些養育任何類型SEN兒童的家長 (Heep Hong Society, 2022)。
因此在2022年2月至2023年9月期間,協康會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採用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建立一套實證為本的介入方法,並評估運作過程及介入成效。計劃旨在緩解家長的負面情緒和壓力,從而改善孩子和家長雙方的心理健康,以防止惡性循環的親子關係。
是次學前先童家長壓力輔導策略,建基於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簡稱CBT)理論。CBT是一種實證為本的心理治療,主要是透過幫助個人理解和改變他們的認知及行為模式,以改善他們的心理狀態和生活質量。
英國國家健康和臨床醫療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 及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皆認定認知行為治療能有效處理不同的心理問題,包括焦慮症、抑鬱症、恐慌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以及飲食障礙等。
認知行為治療強調思想、情緒及行為是相互關聯及互維影響的。貝克 (Aaron T. Beck) 亦指出受情緒困擾的人士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自己」、「世界」及「將來」抱有負面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往往是從以往負面的生活經驗及事件所構成。
受情緒困擾的人士當面對生活不同的事件時,因其自身的負面思想模式當中包括個人「核心信念」(Core Beliefs)、「思想規條」( Intermediate Beliefs )及「思想陷阱」(Automatic Thoughts)的出現而產生負面情緒。
「核心信念」(Core Beliefs)位於思想模式的核心位置,當中分為正面或負面,即個人對世界及身邊事物的理解,亦是個人對自己作出的評價。貝克將核心信念分為3個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與愛相關的,例如:沒有人愛我的。第二方面則是與能力相關的,例如:我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第三方面,則是與個人價值觀有關,例如:我一文不值。這些負面的評價從生活中自覺地建構出來,個人本身亦不容易覺察便牢固地植根於個人的思想中。這些核心信念會引申較中層的思想規條出現。
「思想規條」( Intermediate Beliefs )是位於思想模式的中間位置。思想規條是指行事為人的標準,這個標準不單止應用於個人本身亦會訴諸於別人上。每個人所看重的思想規條亦不一樣,這規條是由於人需要適應環境而合理化自身的成長經驗,從而藉此衡量個人及別人的價值或給予評價。當個人出現僵化及欠缺彈性的規條,加上個人或別人未能達到該規條的標準或準則時,便容易產生負面情緒,這些規條亦會在不同的生活範疇上出現如:家庭、工作、社交生活等。
「思想陷阱」(Automatic Thoughts)位於思想模式的最外層並按著不同的生活事件而引發。這些思想陷阱很多時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是人慣常的即時思維模式,個人本身亦很難自我察覺思想陷阱的存在,而當個人跌入這些思想陷阱時更是不能自拔。這導致案主在遇到生活事件時,在掌握事件全貌之前,便很容易錯誤地詮釋問題而墮進思想陷阱中。思想陷阱容易使人對事件作出偏頗或錯誤的詮釋,使案主作出錯誤的判斷及回應,繼而引發負面的情緒及行為反應。
受情緒困擾的人士有以下十種常見的思想陷阱:
透過協助案主理解個人思想陷阱及運用「經驗」,讓案主明白既有思想模式如何不斷鞏固個人的信念及規條。工作員以事件為中心的方式(Event Focus),協助案主理解其自身的慣常反應(Pattern of Response)、辨識及覺察個人的即時思想模式與個人思想規條。工作員亦透過教授五常法及運用不同的認知治療工具去協助案主打破個人負面思想的惡性循環及放寬個人思想規條,最終讓案主能運用新的角度、新的想法及新的經驗去詮釋生活上的不同事件並藉此取代其舊有的負面經驗,建構新的思維模式,從而減少出現情緒困擾的狀況。
是次計劃運用認知行為治療介入, 協助學前兒童家長認識在照顧子女的事件上,經常出現旳個人思想規條及思想陷阱,以及學習不同技巧以應用於思想模式上的調節,從以建立學前兒童家長嶄新的生活經驗與詮釋並取代過往的負面經驗,以助學前兒童家長加強自我情緒的控制能力及減少情緒困擾的情況。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期間,計劃一共招募了330名本港家長接受介入服務。這些家長至少養育一名5歲以下兒童,精神狀況穩定,沒有嚴重精神病症狀和自殺念頭,但在DASS-21量表結果中顯示有輕微或以上負面情緒症狀,得分超過5分會進入小組介入服務,得分超過10分會進入個人介入服務。
參加者會接受 6 次(小組介入)或 8 次(個人介入)的認知行為介入服務,每次約1至2 小時,由經認知行為治療培訓的註冊社會工作員提供。認知行為介入遵循標準化方案及程序,該方案早前已在本港的研究中經過測試並證實了介入效果 (Wong et al.,2022; Wong, 2008; Wong & Poon, 2010)。
與此同時,另一恒常社工服務 (Treatment-as-Usual, TAU)組的參與者亦會接受 6 次(小組介入)或 8 次(個人介入)介入,每次約1至2 小時。 這些介入措施包括註冊社會工作員提供的正常、常規服務,例如個人諮詢或小組輔導等。這些恒常社工服務中沒有使用認知行為元素,以對照成效。
是次計劃共有 126 名參與者參加了個人介入,平均年齡為 38歲,其中 96% 是母親。大多數家長有一個子女(37%)或兩個子女(47%),子女的平均年齡為4.7歲。40%的子女被診斷出有特殊教育困難。
小組介入則共有204名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37.2 歲,其中 93% 是母親。大多數家長有一個子女(39%)或兩個子女(49%),子女的平均年齡為4.1歲。23%的子女被診斷出有特殊教育困難。
研究在介入前、介入後及三個月後跟進時,均進行問卷調查,測量工具及面向包括︰
(1) 家長的負面情緒:本研究使用21題的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 (Depression, Anxiety andStress Scale; DASS-21; Lovibond et al., 1995) 。該工具包括21個問題,利用 4 點李克特量表量度參與者的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分數越高表明病情越嚴重。15分以下表示負面情緒的徵狀處於正常水平。中文版本已在本港的數據中得到驗證 (Ng et al., 2007)。
(2) 親職壓力:是次研究採用了親職壓力量表 (Parental Stress Scale; PSS; Berry & Jones,1995)。 Cheung (2000) 早前在華人家長進行的驗證研究中,已從原來的18個項目量表中刪除了一個項目。 該量表包括17個問題,採用 6 點李克特量表來測量家長的壓力,分數越高表明感知壓力水平越高。
(3) 情緒抗逆力:社會生態情緒韌性量表 (Social Ec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ERS; Wong et al.,2023) 被用來作為家長情緒抗逆力的評估工具。它是由Wong et al. (2023) 利用本港家庭的數據開發的。 該量表包括 49 個問題,以六因素模型(情緒彈性、應對能力、善待自己、共通人性、家庭支援和社會支援)評估情緒抗逆力。其可靠性、維度、有效性已在第一部份研究中證實。分數越高表明情緒抗逆力水平越高。分數163.5以上表示情緒抗逆力處於高水平。
(4) 家庭功能:麥克馬斯特家庭評估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內的一般功能子量表(general functioning subscale) 被採用作為測量家庭功能的工具。它包含6個問題,並以 4 點李克特量表(分數 1 至 5)測量家庭功能。 分數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差。分數2以上表示家庭功能處於不健康狀態。
(5) 學童困難程度:家長報告版本的長處和困難問卷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parent report version; SDQ; Goodman, 1997) 在是次研究中採用。它包含 20 個問題,從四個分量表(情緒問題、同輩問題、行為問題、過度活躍)衡量學童的困難。內化和外化困難是通過分別將 [情緒問題+同輩問題]和[過度活躍+行為問題] 的分數相加來計算的。總學童困難程度是通過對內化困難加上外化困難來計算的。中文版本已經Lai et al.(2010) 驗證。總分數12以上表示學童日常的困難處於高水平,可能會導致日常生活的問題或不便。
分析結果顯示,接受了認知行為治療的小組和個人介入服務後,參加者在各項指標(包括家長負面情緒、家庭功能、學童困難程度、家長的情緒抗逆力)均有改善,其中負面情緒和親職壓力顯著地減少。
小組介入的研究結果︰
個人介入的研究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經進一步以統計數據分析後,顯示參與CBT小組家長的負面情緒和親職壓力,不但在介入後得到改善,在三個月後的跟進中,認知行為介入組的效果,亦優於一般恒常社工服務(對照組)。
而參與CBT個人輔導的家長,其負面情緒和學童困難程度的改善,在三個月後的持續情況,優於一般恒常社工服務(對照組)。
育有一對5歲及6歲孩子的家長Janice,因照顧兩個孩子,處理家務之餘,又處理孩子不同時間的上學安排及每天情緒,結果身心勞累且睡眠變差,情緒也隨之轉壞,情況維持了一個學期。
參與輔導半年後,Janice意識到自己原來有一種執著,覺得作為母親便要為孩子一切問題負責,在輔導人員以認知行為療法幫助下,慢慢放鬆規條,聘請了幫手、增加Me-time,個人情緒有好轉,在照顧孩子時也多點耐性,親子關係變好。
是次研究評估了在香港育有幼兒的家長中,認知行為介入與恒常社工服務相比的有效性。結果表明,認知行為介入的方式,在改善家長的情緒健康、親職壓力、家庭功能和學童困難程度方面,優於恒常社工服務對照組,其中一些益處在三個月後的跟進中持續存在。
在小組方面,參加者的負面情緒和親職壓力顯著地減少,而且三個月後的跟進中,仍比恒常服務更大程度地降低親職壓力。是次結果與之前的研究呼應,即認知行為小組可以減輕有需要的家長的壓力和改善情緒健康症狀 (Wong et al., 2022; Wong & Poon, 2010)。認知行為介入賦予家長有用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積極地重新構建他們的觀點並應對育兒的日常困難和挑戰。小組形式也有助增加家長們的相互支持。
至於個人認知行為介入服務,與恒常社工服務相比,家長的負面情緒和學童困難程度都減少了,在三個月後跟進大亦表現出顯著的改善。這結果與Wong (2008) 一致,即個人認知行為介入緩解了本港家長的負面情緒徵狀,從而間接改善了學童行為和情緒上的困難,如回歸分析所示,隨著家長負面情緒的改善,學童遇上的問題也隨之減少。
是次研究結果強調了認知行為介入在改善家長的負面情緒和學童困難方面的臨床效用,顯示了家長的認知行為變化,可以促進子女的健康成長。研究結果亦表明,認知行為介入有助家長處理親職壓力,並為子女的成長和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
影片連結 (計劃個案分享)
網站連結 (計劃發布會資料)
是次計劃製作的《學前兒童家長壓力輔導手冊》專供協康會PSI 學前單位家長壓力介入策略計劃使用,手冊內提供學前兒童家長壓力輔導策略,包括6節小組輔導的流程及內容,及8節個人輔導流程及內容。
個案輔導內容、小組輔導內容及認知治療工具的版權為黃富強教授所有。如在任何其他情況下複製或使用當中的材料,須事先通過 dfkwong@hkbu.edu.hk / dfkwong@gmail.com 獲得黃教授的書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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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透過此手冊提供輔導予服務使用者,請於事前接受相關的認知行為治療訓練,以確保對認知行為治療有充份的理解及掌握。